立生前预嘱人对医疗措施的选择，集中体现了生命末期照护的核心诉求，且不同健康状况的立嘱人，选择存在明显差异。拒绝心肺复苏（CPR）是最常见的选择，超过 80% 的立嘱人会明确 “在生命终末期拒绝 CPR”，尤其是患有晚期癌症、严重神经系统疾病（如阿尔茨海默病）的立嘱人，认为 CPR 不仅难以逆转病情，还可能导致肋骨骨折、气胸等并发症，增加痛苦；例如一位患有晚期胃癌的立嘱人在文件中写道：“如果我失去意识，不要做 CPR，让我平静地走。” 对气管切开、机械通气等侵入性操作，拒绝比例也较高，约有 70% 的立嘱人选择拒绝，主要顾虑是 “失去自主呼吸能力后，生活质量严重下降”；而选择接受的立嘱人，多是 “希望争取时间与家人告别”，例如一位 50 岁的立嘱人表示：“如果还有治愈可能，我愿意用呼吸机维持，但如果医生说已经没希望，就不要用了。” 在人工营养支持（如鼻饲管、静脉营养）方面，选择更为谨慎，约 60% 的立嘱人表示 “由医生根据病情判断”，既避免 “完全放弃营养支持导致快速死亡”，也防止 “过度依赖营养支持延长痛苦”；仅有 20% 的立嘱人明确 “拒绝所有人工营养支持”，这类立嘱人多是 “希望自然离世”。

2.生命维持治疗的态度

立生前预嘱人对生命维持治疗（如血管活性药物、透析、体外膜肺氧合（ECMO）等）的态度，与 “病情预后判断”“生命价值观” 密切相关，可分为 “明确拒绝”“有条件接受”“完全接受” 三类。明确拒绝的立嘱人占比约为 50%，主要是患有不可逆疾病的人群，例如晚期肝硬化、严重肾衰竭患者，认为生命维持治疗 “只能延长生命长度，不能提升生命质量”，且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（如 ECMO 每天费用高达数万元）；一位肾衰竭患者在预嘱中写道：“如果透析也无法改善病情，就停止治疗，不要让家人为了我负债。” 有条件接受的立嘱人占比约为 40%，会设定 “接受治疗的期限” 或 “病情标准”，例如 “接受透析治疗，但如果连续 3 个月病情无改善，就停止”“如果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后，能恢复意识与家人交流，就继续；否则就停止”；这类立嘱人既不盲目放弃，也不过度坚持。完全接受的立嘱人占比仅为 10%，多是年轻且无基础病的立嘱人，认为 “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应争取”，例如一位 35 岁的立嘱人表示：“如果我因为突发疾病（如心梗）进入重症监护室，希望医生用所有可能的生命维持治疗救我，我还想陪孩子长大。”

3.临终关怀意愿

越来越多立嘱人在生前预嘱中表达对临终关怀的需求，且需求呈现 “个性化”“精细化” 趋势。在服务内容上，疼痛管理是核心需求，超过 90% 的立嘱人明确 “希望在生命末期获得专业的疼痛控制”，例如要求 “通过镇痛药物（如吗啡）缓解癌症疼痛，避免忍受剧痛”；心理疏导需求也日益凸显，约 70% 的立嘱人希望 “有心理咨询师或社工提供陪伴与沟通”，尤其是独居老人或无子女的立嘱人，担心 “临终前孤独无助”；生活照料需求则集中在 “基础护理”，如协助翻身、清洁口腔、擦拭身体等，约 60% 的立嘱人希望 “由专业护工提供照料，减轻家人负担”。在服务场所选择上，“居家临终关怀” 最受欢迎，约 50% 的立嘱人希望 “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光”，认为 “熟悉的环境能减少恐惧”，且便于家人随时陪伴；专业临终关怀机构是第二选择，约 30% 的立嘱人选择此类机构，主要看重 “专业的医疗与护理团队”，例如上海某临终关怀医院的 “家庭式病房”，配备了床旁监护仪、镇痛泵等设备，同时提供家属陪伴床位，受到不少立嘱人青睐；仅有 20% 的立嘱人选择 “医院临终关怀病房”，多是因为 “病情不稳定，需要随时监测生命体征”。

4.对家属和医疗团队的嘱托

除医疗措施外，立嘱人常对家属与医疗团队提出嘱托，内容涵盖 “情感沟通”“事务安排”“执行要求” 等多个方面，体现了对 “生命最后阶段” 的全面规划。对家属的嘱托中，“情感安慰” 与 “观念引导” 最为常见，约 80% 的立嘱人会在文件中写道 “希望家人不要过度悲伤，好好生活”，部分立嘱人还会用具体的话语传递温暖，例如 “记得每年我的生日，带一束我喜欢的向日葵去看我”；“事务安排” 类嘱托占比约 40%，主要涉及身后事处理，如 “葬礼从简，不举办追悼会”“骨灰撒在大海里，不要买墓地”“将我的器官捐献出去，帮助有需要的人”。对医疗团队的嘱托，核心是 “严格执行预嘱”，约 90% 的立嘱人会明确 “希望医护人员以预嘱内容为准，不受家属反对意见影响”，例如一位立嘱人在文件中特别注明：“如果我的子女要求修改治疗方案，医护人员可拒绝，以本预嘱为准”；部分立嘱人还会对医疗服务细节提出要求，如 “希望医护人员在与我沟通时，用温和的语气”“在我失去意识后，不要在我身边讨论病情，避免家人听到后难过”。